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世纪婚姻童话

编者按：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已去世的王淦昌等7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本报今日刊发原载于家庭杂志的一篇反映王淦昌家庭生活的文章，表达对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1998年岁末，白雪覆盖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走完91载漫漫人生路的中国原子弹和氢弹之父（简称“两弹之父”）的王淦昌先生静卧在鲜花丛中。哀乐低鸣，素幡飘动，悲怆的旋律撞击着络绎不绝前来为这位一代科学大师送最后一程的党政军要员和莘莘学人。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第一个步入灵堂虔敬地向这位20世纪的科学大师三鞠躬，中国科学界的衮衮诸公向他们一生敬重的名师献上心香一瓣。

先生圆润平和的脸庞仍然架着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在一片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他那一缕忠魂遽然化作一只再生的青鸟，鹄立于参天古树之上，与先他百日辞世、如今在距他只有200多米远的骨灰堂里的爱妻吴月琴女士默默相望，啁啾对答，比翼而去……

20年代第一个夏天的江南小城——常熟县支塘镇。

芦荻悠悠的乡间石板小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缓缓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娃娃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迎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鞭炮“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挪动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蓦然出现在王淦昌面前。

王氏家族是江苏常熟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然而，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两位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几年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大概是有感于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女人。

夜一片死寂，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哪敢上前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可是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做大姐姐来接纳。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就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1925年，王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当他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妻子悄悄地抹泪，此时吴月琴已有身孕，却不忍告诉娃娃丈夫，生怕他分心耽误学业。

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放在王淦昌的书案上。

3O年代初，清华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轻轻松松地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当他挟着金榜题名的得意和张狂回归故里向家人辞别时，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细看妻子，似乎才发现妻子长得蛮漂亮的，浑身上下透着少妇的成熟之美。

“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王淦昌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

“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妻子柔软的纤手捂住他的嘴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织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月琴！”

这对年轻夫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0年代的德国堪称国际物理学界发展的中心。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接触一阵，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虽然由于这位物理学大师过于偏爱和执拗，使得王淦昌痛失了一次发现中子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他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雄视近当代物理学坛的众多杰出人物。

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

王淦昌最初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28岁的留德博士尽管一给学生讲课就脸红，但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不仅有后来著名的旅美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还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子。

深度近视的王淦昌开始并未注意到这双美丽的眸子，只是后来那迸射着青春光彩的眸子总是频频地出现在他的大课堂上，他才得知这位总是翘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金陵人氏，出生书香门第，是浙大的女才子。

“金陵女子”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最令浙大女才子迷醉的是在中国这片战乱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叩响了20世纪伟大发明的大门。尽管当年王淦昌在迈特内的麾下痛失了发现中子的专利，但是他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探索。这个被核物理学界称为只有瞬间生命却威力无比的“金色小子”，谁捕获到它等于主宰了这个世界。当居里夫人、维克、贝特、派尔斯等世界物理学界的顶尖高手一一失手之后，王淦昌却以智慧的目光从容地走进了这扇神秘的城门，他提出用K电子俘获中微子。令人遗憾的是战乱的中国并不具备最起码的实验条件，他只好将自己已如取囊中之物的划时代论断写成论文《关于探索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学评论》上。美国物理学家阿伦阅读后茅塞顿开，便以著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一举擒获了中微子，捧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奖。消息传来，许多人为王淦昌扼腕叹息，浙大女才子的心中却掀起了海啸般的震撼。冥冥之中，她觉得“娃娃教授”是自己心中渴慕已久的“白马王子”。

然而，冰冷的现实向女才子凸现了无情而现实的一幕。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挽着他那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断桥边散步。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才子春情萌动的心。

“这不公平！”以后随着女才子与“娃娃教授”的关系进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女才子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已经是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徙，四年之间共迁了六个地方。第一站是离杭州200多公里的建德。王淦昌守在爱妻简陋的产床边，第一次目睹了妻子生小儿子建基那撕心裂肺般痛苦的一幕，真切地感受到做母亲的伟大与不易。最后一站到了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妻子又生下了小女儿，由于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遵明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

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不免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悠然往来。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往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浙大女才子终于发观，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也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1956年秋，从北京开往原苏联的国际列车在苍茫的西伯利亚原野上飞驰。

面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人的核讹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启动中国的“曼哈顿工程”，铸造平衡世界的砝码——核长剑。王淦昌作为派往原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原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这个有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家加盟的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吴月琴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生活，一代大科学家解除了衣食浆洗之忧，以更大的精力投入核物理研究。仅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他率领周光召等一批年轻学人，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寻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例负超子。

正当原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来自北京的一封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的一天，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教授也在那里。

“王先生请坐，我们等您多时了。”刘杰和蔼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王淦昌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

“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待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一切海外关系都必须掐断。怎么样？”

“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王淦昌教授不假思索地说。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止。”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必须改个名。”

“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钱三强也健步上前将自己的手放在上边。

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杜布纳的爱妻吴月琴，自从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此时，身处异邦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孤老婆子在异国他乡。这时中苏关系紧张，当地居民友好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苦等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吴月琴回到家里，发现她的大教授变得越来越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总是来去匆匆；问他，他总是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防妻子就像防特务一样；后来她还发现丈夫连名字都改了。吴月琴总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从不会在丈夫面前撒娇的吴月琴娇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

1969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未能幸免地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南中国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已是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蛮荒之地”，用一双女人的手继续为他建构将息灵魂之翼的温柔之乡。

90年代一个绿树成荫的夏日。

一封寄自北方的信放在北京木樨地22号部长楼王淦昌教授的书案上。拆开这封笔迹似曾相识却早已陌生的信，名垂神州的王淦昌教授又忆起那个沉寂了60载的真情故事。

“‘金陵才女’，你终于出现了！”捧读着这封信，早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心静如水的王淦昌教授不禁为之一颤。

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金陵才女”被王老请到北京的家里，当年漂亮才女的一头青丝早已霜白。看到高龄的导师和师母仍像孩童似的耳鬓厮磨，说到开心之际导师还捧着师母的脸蛋逗乐打趣时，她怀着无尽的羡慕和慰藉离开了这对世纪老人。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荫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那个麻木的青年人逃之夭夭，两位上了年纪的老者扶起一代大科学家，通知他的家人。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五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岔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老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百日之后，他追随着已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